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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宁坤:最后的燕京,秋风秋雨愁煞人
时间:2015-03-22 21:17:08    最具收藏价值中国画大家    中国画通鉴网

巫宁坤教授

        巫宁坤,中国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1938年,他作为扬州中学的一名流亡学生来到了武汉,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三个月。1939至1941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的翻译。1948年3月,巫宁坤从美国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期间结识赵萝蕤、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人,后成为数十年患难之交。1951年上半年,应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赵萝蕤要求,校长陆志韦邀请巫宁坤归国至燕大任教,巫宁坤于尚未完成博士论文之时毅然归国出任教授。1957年,巫宁坤于“反右运动”中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被划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北大荒劳改农场劳动,1961年6月病危“保外就医”。“文革”期间,关“牛棚”。1970年全家流放农村“接受中下贫农再教育”。1979年“错划右派”改正,返回国际关系学院任英文系教授,1991年退休后定居美国。主要译著: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斯坦贝克《珍珠》、《德莱塞短篇小说选》,亨利·詹姆斯《黛西·密勒》、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萨莉·鲍尔斯》、萨尔曼·拉什迪《火鸟巢》等。

燕京大学

1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姻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陈梦家和妻子赵萝蕤

        她为我雇了一辆马车,车顶上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绦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大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薰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不久之后,住房调整,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住的是系里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俩一见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了。据说我们俩是燕大有史以来最年青的副教授,兴华比我还小一岁。他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过的几首新诗拿给我看,和几十年来中国流传的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来燕园探亲访友,我才听他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十六,而主编却在编者按里说,这是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就决定不写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是有口皆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一座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壁炉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都让我感到满心的喜悦。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三十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到校后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程。我从未教过书,只有两周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文学史的理论着作《幻觉与现实》,有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还有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我带回的手提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Darkness at Noon (《正午的黑暗》)和《1984》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小说。那些“思想进步”的学生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和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娼妓、大烟鬼都改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服从各级党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2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账枷搿,F在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他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就开始用共产党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鼎鼎大名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上钩。哪知道,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正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犯下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在一张张大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到实验对象时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是“pigs”(猪)!这被抓住作为文化侵略的铁证,又拿到全校大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在工作组和本系积极分子的“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运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却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有知遇之恩、温文尔雅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陆家有一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残酷剥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等人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批判者振振有词地问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另一位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为美帝效劳,尽管由于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三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当年都冒着风险公开支持过共产党,曾几何时又都被打入了另册,无异于阶下囚。

        谁会料到,“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3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指控组织“十人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讥刺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个作文题目:《从猿到人,从人到?》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他是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离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里碰见过他的家属,手里堤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十人团”两名重要成员、历史系系主任齐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陈教授当时在南方参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问题。两位教授风尘仆仆赶回燕园,经工作组“启发”之后,便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讨,声泪俱下。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可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我任课的四年级班上三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譬如说,有一天有一位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