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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大畏:直面当下美术界无法回避的困境
时间:2013-11-15 11:48:17    最具收藏价值中国画大家    中国画通鉴网

      近期,施大畏发表的关于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看法引起美术界的关注,其中“艺术作品有生活就大,没有生活就小”等观点,对当代美术创作如何产生精品力作具有启发意义。

   上海岳阳路上的上海中国画院的顶层,是施大畏那个“破破烂烂”的画室。我们“几经周折”才进到阁楼上的梯形画室里,从小窗户向外望能看到一方上海街景。 梯形空间高的一端,顶天立地的大画,4米高的画架上,是施大畏正在创作的鲧伯取土治水的草稿;梯形矮的一端,一个小办公桌上堆满画册和书籍,中间的空地, 也几乎被各种颜料、纸张、画板所充斥。

  个子很高——据说有1 . 87米高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在对他而言稍显狭小的画室,正讲着电话,在阴冷的空间里,声调却十分热情。这很奇妙, 也很和谐。当他坐下来,儒雅亲切地和我们竹筒倒豆子的时候,尤其是听说记者来访,他笑着挠头,自言想了好几天艺术与生活的话题,并表示这是艺术很根本的一 个问题。

  好成名的路子,死得快

   在近日举办的上海艺术新人大展上,施大畏对年轻画家说:“艺术作品有生活就大,没有生活就小。 ”引发画界热议。“我当时是想对青年画家朋友说,要有一些感恩之情,一颗敬畏之心。感恩之情是要对社会多一些担当,而敬畏之心是要敬畏天、敬畏地、敬畏 人,要有自觉的学习意识。 ”

  “今年是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发表70周年, 《讲话》的内容,在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艺术与人民的关系,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艺术规律课题。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学习这个走过来的;但我们很多青年画家,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画家,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这也让我重新思考:改革开放30多年,艺术家与社会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

   引发他思考的,是当下美术界无法回避的困境——精品力作的匮乏。为什么我们创作不出好作品?他提到一位曾在全国美展获奖的青年画家,这几年急功近利,忙 于画应酬画,现在在画界已经没有影响了。画家把精力耗光了,习惯于一种小的生活方式,再想回来,也不行了。“好成名的路子,死得快。 ”施大畏说。

   “就这个问题,我没少跟青年朋友‘吵架’ ——我说,你心里的小故事,诸如我爱你、你不爱我的故事,大家都有,但关键是我们的作品都只有这么小,你的故事如何与老百姓产生共鸣?我们对生活的切入点 到底在哪儿。我在想,在如今这个个性发挥得那么充分的年代,我们是不是回头想想共性的东西。 ”施大畏希望艺术家能跳出小情感的表达,多一些人文关怀的眼光。

      对生活的认知不够、观察不够

  施大畏所言的“往回走” ,很大程度上指向了往基层走、往生活里走——这曾是一代代中国艺术家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法宝和秘诀。

   施大畏是老三届。“我曾是上海造船厂的油漆工,每天8点钟去上工,都在工棚里;傍晚把油漆桶洗干净回家,跟老师傅们都有如父子一样的感情。 ”所以至今,凡是上海叫得上名的大工程——南浦大桥、卢浦大桥、东海大桥——施大畏都去过,“这是一种情结,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养成的习惯——大工程我自然 都要去工地看一看、走一走的。这个感情,怎么讲,不混个两三年,是没有感觉的。 ”

  他的前辈,贺友直先生,为了画《山乡巨变》 ,三次下乡体验生活。“他在生活中发现‘三小’ ——小动作、小道具、小情节,用它们把故事画生动了。这种东西不到生活中体会,不向生活中的人们学习,仅凭看几本书,是体会不到的。 ”施大畏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施大畏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并去桑干河生活了好一段时间。“那时也没有飞机,我们带着一张介绍信就去东北了,住在大队的招待所,屋门没有锁,我们就用脸盆什么的东西挡着门,生活了 一个多月。那是我第一次身上生虱子——虱子是灰色的。 ”他画《暴风骤雨》 ,去元茂屯住了一个月,从锅勺、劳动工具里感受“有生活”的力量。

  但问题是,对青年画家而言,再让他们打着背包去农村,这种原始的、陈旧的体验方式还管不管用?

  “有画家画农民工题材,画一个工棚里农民工在里面吃馒头的场景,拿给我看。我感觉他的观察还浮在表面。农民工的精神状态,关键在于他们没有自信,以及他们对理想生活能否实现还存在困惑——我们怎么把这个精神画出来? ”答案似乎只有在下生活中寻找。

   “最近我去东海大桥工地。他们在海上搭了一个2000平方米的柱子平台,之后再向两边延展架桥。我到那平台上去看, 200多个工人,全都是男人,整个施工期他们都在上面。我画了很多他们劳动的速写。 ”中午时分,施大畏到工人的食堂吃饭。“令我惊奇的是,那些别人眼中粗野的民工,在食堂的小车里养了小盆景。 ”

  “我对他们说:这太有情调了;他们回答,自己有时候一两个月都到不了陆地,一刮风更长时间下不去,种小盆景是自己情感的寄托。 ”施大畏畅想把叮叮当当刚硬的劳动场景和小盆景的柔性,画在以后的作品里。

      对艺术家而言,生活就在细节之中。为什么我们的架上作品,除了市场红火,就不感人?“主要在于我们对生活的认知不够、观察不够。 ”施大畏的言语中,很“羡慕”各种双年展、三年展上当代艺术作品的受人追捧—— “鼓风机吹动巨大的塑料袋,或者来自义乌的小商品集装箱,这些作品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熟悉的事物,关注的是环保等大家热议的话题,当代艺术能受关注的 原因也在于此——它能给观众共鸣、互动和思考。 《清明上河图》为什么几百年这么受人追捧?还不是因为它实实在在地讲了北宋的生活么。 ”

      跳出个性的局限,思考社会的共性

   在“生活”中,施大畏自言往陕北走的时候多些。“1996年,我沿着黄河走,到榆林高家坡,我在那里画农家的速写,碰到一位70多岁戴白羊肚手巾的老 汉,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2007年,我又到高家坡,老汉已经80多岁了,我又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当我把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就会心生感慨:这个村子走不出 多远就是高速公路,但这里十年都没有变化,所以我画了《高原的云》 ,来表达这个感觉。 ”

   他到山西,到河曲县赵家沟希望小学,看到很不错的硬件设施,但他也发现,孩子们课余时间只是翻阅那些已经翻烂了的课本——他们没有课外读物。“听那里的 老师说,他们现在不缺硬件,缺的是信息。 ”这让施大畏回来后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写了提案。“我们关注扶贫,也应关注他们业余生活的发展和提升。现在我们有些出版社很为图书的发行量发愁,我们应该建 立一个桥梁,让出版社把图书送到山村的学校。城里的孩子可以看到3 D、 4 D、 5 D的电影,乡村孩子看到画册,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

   关注民生,让施大畏感到关系国家命运的民生大问题,其实就在自己身边。“我在陕北画画,十年前有很多青年人来旁边看,如今再去,只有老人和小孩在看了 ——这就是留守儿童、空巢家庭的现象,也是‘三农’问题。如果艺术家跳出个性的局限,去思考这些社会的、共性的问题,艺术空间也会很大。 ”

  施大畏说,艺术家应当有担当,要用艺术满足社会的需求。“如果我们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社会怎么办?艺术不应是为社会功利的需要,而应是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

   创作的同时,施大畏还在各类艺术机构担任公职。“社会工作有利于促进艺术家的创作,有助于培养更宽阔的胸怀、更敏锐的感悟力和更充沛的精神力量。 ”最近让他由衷感到这一点的,是他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变身”为中华艺术宫的开馆大展与法国奥塞美术博物馆洽谈的合作项目。“法国的策展人跟我说,他们想 把从库尔贝到米勒的自然主义作品拿到上海办展。我问他们的策展思路,他们说想借自然主义的作品重新回顾人与自然的关系。我发现重提自然、重新梳理人与自然 的关系,不只是我们的想法,不只是属于我们的价值观,回归人性、回归生活,它是世界性的话题,是人类关注的共通性话题,是国际的普遍潮流。 ”

   在这样的兴奋中,施大畏愿将美术馆,这个曾经作为艺术家交流的地方,变成满足公众审美需求的场所。“高雅艺术如何与公众搭建桥梁?我们的受众主要是白领 市民阶层,怎么打动他们,我们必须有自己的观点和思考。 ”在施大畏看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是大跃进,而应是提倡文化享受的热潮,“文化发展不能在空中开炮,还要做落地步兵。 ”

   近些年国家启动的诸多重大艺术项目,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参与其中的施大畏不由 感慨,“以前哪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时代! ”政府采购重大题材作品,画家理应全情投入。“在这些项目的创作中,展现的是艺术家的良知、责任、担当和荣誉感。当你真的投入其中,稿费并不重要,我们关 心的是那些大画” ——他指指4米高的画墙—— “一年画一两张,就‘死了’ ——受不了了;但如果我全变成小画,画好多张,今天就卖了,得到很多钱,那又有什么意思?作为画家,你自己选择了绘画,就要有良心,要以作品展现你对这个 世界的贡献究竟有多大。 ”

  在画室凌乱的氛围中,施大畏感到生活是很生猛、鲜活的。“好的艺术作品,一定是从这些生猛里思考出来、感悟出来的。 ”施大畏说。(作者:张亚萌 驻上海记者 毕尔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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